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为了确认和保证这一重大工程按时竣工，设计师们作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决定——将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搬到了工地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设计师们都需要随时响应施工中的变化和问题。那时，工地上的一切都显得极为临时。设计图纸常常是刚刚完成又需要修改，施工进度与设计的具体方案之间的调整频繁出现。

  设计师和实施工程人员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紧张与协调。每次临时的修改与调整，不能离开施工现场的紧密配合。在如此大的项目中，很多决定都是即时产生的，比如拆迁问题、材料的储备以及工期的安排等。建筑施工工地上，设计师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间歇，每一项决策都在不断推进工程。

  为了确保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按期完成，全国各地的建筑和技术人员纷纷前来支援，形成了一种全国动员的局面。18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了7000多名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带着自己的技能和经验，直接参与到这座建筑的建设之中。这些工人中有着从事建筑、木工、电气、钢结构等所有的领域的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他们没过多时间进行适应，而是立刻进入了各自的岗位，开始与北京本地的施工队伍密切配合。

  除了这些技术工人，23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家工厂也为这座宏伟建筑提供了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生产压力异常巨大，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钢筋、水泥、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必须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工地上。这些工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凭借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合作，它们如期完成了任务。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伍的庞大规模令人惊叹。每天都有超过1.4万人参与到工程中，而在施工高峰期，工地上参与工作的人数曾一度达到3.5万人。如此庞大的队伍每天在工地上忙碌，脚步声与机械轰鸣声交织成一片，场面壮观且热烈。每天，工人们早早地来到工地，顶着晨曦，穿过积水与泥泞，开始一天的劳作。而到了夜晚，尽管疲惫不堪，他们依然在照明灯的照耀下继续工作。为了确认和保证工程进度，很多实施工程人员没时间回家，每天在工地上吃住。

  随着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不断推进，工程进度逐渐进入了尾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到了1959年9月，建筑的外观已基本完成，室内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距离竣工的日子慢慢的接近。在这一关键时刻，毛主席与、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一同参观了即将竣工的大会堂。

  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询问负责工程的万里：“这个建筑怎么命名？”万里向毛主席解释了目前的情况，表示建设者们平时通常称它为“大会堂”或“人民大会堂”，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命名建议，比如“人民宫”。

  然而，毛主席听到“人民宫”这一提议后，立刻表达了反对。他认为“宫”字有封建的色彩，带有旧社会皇宫的意味，这与新中国的精神和氛围不符。在那个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构的名称应该更简洁、清晰，并且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毛主席强调，新中国应该摒弃一切旧有的封建残余，避免任何可能让人联想到过去封建统治的词汇。因此，“宫”这一名称自然不被采纳。

  面对毛主席的反对，万里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建议将这座建筑命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然而，毛主席在听到这一提议后，表示这一个名字过于长，显得冗长且不便于日常使用。毕竟，日常交流中一个名称简洁明了是更加合适的。

  经过简短的讨论，毛主席沉思片刻后做出了决策：“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这个简单而直接的名称，既符合大会堂作为重要政治场所的庄重感，又避免了复杂和冗长，同时也没有一点封建的历史负担。

  1959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竣工后的首次国宴。由于时间紧迫，人员培训和选拔未能完成，举办这样一次高规格的宴会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确认和保证国宴能够顺顺利利地进行，负责安排这场宴会的工作人员决定临时调动来自北京各大饭庄的厨师和服务员。

  虽然他们的培训时间很短，只有几天时间来适应这一全新的环境和服务要求，但因他们有着专业的技能和高超的服务水准，这次任务最终圆满完成。国宴上，二百多名服务员和厨师精心准备了每一道菜肴，细致入微地服务每一位宾客，确保了宴会的顺利进行。

  然而，这次国宴结束后，人民大会堂的管理层对未来的服务员招聘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以后再也不会招聘北京本地人作为服务员。这个决策并非偶然，它是对首次国宴后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首先，由于北京本地的服务员经常能在节假日回家探亲，这给整个服务团队带来了一定的情感波动。在节日假期中，本地服务员自然希望能与家人团聚，这对其他外地服务员的情绪造成了影响。很多外地服务员可能没机会回家，这样的不平衡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情绪波动，影响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氛围。

  其次，考虑到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级重要政治场所，保密工作具有极高的要求。人民大会堂接待的宾客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或是国内外的高层人士，很多活动和决策都涉及敏感信息。如果服务员中有北京本地人，他们经常回家与亲朋好友接触，时间一长，难免会有一些信息不经意间泄露出去。虽然这一些信息看似无关紧要，但在这种特殊场合下，任何细节的泄漏都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这一决定对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一次“忍痛割爱”的决策。尤其是在当时，北京是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很多本地人都希望可以在这样的重要场所工作。考虑到稳定性和保密性的双重要求，管理层最终选择了这一严肃的举措。

  自从人民大会堂竣工以来，它一直是国家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始终没有对外开放。跟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下，人民大会堂开始慢慢地向公众开放。1979年1月27日，首都群众欢庆春节的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

  线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护栏被正式撤掉。长期以来，警戒护栏是大会堂对外保密的重要标志，象征着这一地区的高度封闭性和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

  到了7月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和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参观、游览，甚至拍照。随着开放的推进，慢慢的变多的游客走进了这座充满历史和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他们通过参观这些壮丽的大厅和功能区域，得以近距离感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重要历史瞬间。

  仅仅一年时间，人民大会堂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游客。国内游客的数量达到了1亿1千多万人次，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游客达到了101.5万人次，海外游客更是达到了47.7万人次。

  进入1990年代后，人民大会堂逐渐走上了商业化运作的道路，除了继续担负起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职能外，它在经济方面的转型也日益显现。1991年，人民大会堂的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了2亿人民币。

  同年，为了更好地适应日渐增长的服务需求和管理要求，人民大会堂成立了“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这一中心的成立为大会堂的服务工作提供了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管理体制。服务中心的编制包括了300多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承担着大会堂的日常管理、接待、服务等多项任务。为了保持团队的活力和服务的品质，服务中心实行了四年一轮换的制度，确保员工的流动性。通过这一制度，工作人员能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提高个人的专业技能，也能保持团队的新鲜感和灵活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大会堂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每年的“两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会汇聚一堂，共商国是。这期间，人民大会堂成为了各项重要决策的舞台，吸引了大量的媒体、专家和公众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讨论国家大事，承载着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他们的言论、观点和提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讨论。

  参考资料：[1]孙世恺.我是怎样采写人民大会堂建设的[J].新闻实践,2001(12):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