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务卿：为什么美国需要以一种“联盟规模”为核心的新战略来抵消北京持久的优势｜IPP全球智库纵览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2025年4月10日，《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中国战略专家杜如松（Rush Doshi）共同撰写的分析性文章。作者呼吁美国在应对中国时摒弃自满情绪，转向以“联盟规模”为核心的战略路径。

  文章认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评估从过度恐慌转向过度自信，这种“胜利主义”情绪掩盖了中国在制造、科技、军事等领域所具备的持久优势。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经济提高速度放缓、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危机，但在诸多对战略竞争至关重要的指标上，中国已超越美国或即将超越。

  最后，作者批评美国长期以来将盟友视为次要依赖者，主张美国应该转型为一个以“共享能力”为核心的平台型大国，构建真正融合的联盟网络。这不仅仅是安全层面的合作，还包括经济、技术、产业整合等全面领域。‍

  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杜如松（Rush Doshi）是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并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副高级主任。

  要在大国竞争获中得成功，一定要进行客观且不带偏见的全面评估。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数十年来，美国人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不断膨胀的地理政治学抱负，许多人预感中国终将超越一个在战略上分散、政治上受阻的美国；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分析的人表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但仅仅几年后，钟摆又荡向了另一个方向，疫情后的中国并未迎来经济复苏，北京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形势、曾经很难来想象的青年失业问题以及持续加深的经济停滞，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在强化盟友关系，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享受着经济繁荣，失业率创下历史新低的同时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一个新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日益老龄化、发展速度减缓且行动变得迟缓的中国，似乎难以追赶上正在上升的美国。华盛顿的态度也从悲观转变为过度自信。然而，正如过去的失败主义是错误的，当前这种凯歌式的乐观主义同样潜藏着危险，它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这个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唯一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70%的竞争对手——的潜在和现实力量。

  在若干关键指标上，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经济领域，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美国的两倍；技术层面，从电动汽车到第四代核反应堆，中国全面领先，且每年产生的活跃专利和被广泛引用的科学论文数量均超过美国；军事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顶级规模的海军，其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倍，导弹库存远超美国，并且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技术——这些成就标志着历史上最快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成果。即便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体制面临挑战，其在战略上仍将保持着强大的威胁性。

  随着生产效率的逐渐接近，那些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规模庞大的国家，通过规模化生产，有望超越那些早期发展的国家。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上个世纪，美国正是这一现象的受益者：它借助了欧洲工业化的浪潮，并依靠其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优势，最终超越了英国、德国、日本，甚至在冷战中击败了苏联。

  现今，中国正从这种历史动态中获益，而美国则面临着技术上被超越、经济上去工业化、军事上被击败的风险——对手拥有更庞大的人口和更强的生产能力。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战略优势再次由“规模”决定的时代。中国具备规模优势，而美国则不具备——至少无法仅凭自身力量实现。因此，若华盛顿选择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全球竞争中单打独斗，那将是极不明智的。如果美国选择退守至西半球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等同于将世界别的地方让与一个正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的中国。

  然而，承认需要盟友和伙伴，这只是开始而非终极目标——美国现行的联盟政策已无法适应现实的挑战。这种政策根植于冷战时期的思维，并在过去八十年里因惯性而持续存在。它通常将盟友视为依赖者：他们接受保护，而不是作为共同塑造未来的合作伙伴。这些伙伴虽然有用，但也常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甚至成为阻碍。这种模式已不再适用。为实现战略的规模化，美国必须将其联盟架构从一个被动管理的关系网络，转变为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实现融合与共同能力建设的平台。

  在实际操作层面，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日本和韩国参与美国军舰的建造，中国台湾地区协助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同时美国向其盟友开放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所有成员国将在针对中国的关税或监管壁垒后共同整合市场。这样一个以美国为领导核心，结构明确、系统互联的联盟，将能形成一种中国难以单独匹敌的整体优势。

  然而，这一战略路径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从传统的“指挥—控制型”模式转变为以“能力为中心”的新型治理策略。这种对权力构建和运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在一个美国已不再享有绝对规模优势的世界中实现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当中国利用其时间优势和体量进行战略布局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依靠凝聚力和集体影响力来应对挑战。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

  近日，《》评论称，随着特朗普对盟友的经济、防务伙伴关系、国家主权发出威胁，许多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认为美国已不值得信任。图源：新华社

  并非每一个大国都能成为强国。体量指的是规模维度；而“规模”指的是利用体量来实现效率与生产力，从而胜出竞争对手的能力。小国能够最终靠在有限基础上的高效运作变成全球一流强国，但当大国在更广的基础上运用同样的方法时，它们能改变世界。

  更广阔的国内市场能够压低成本，使本国企业在全世界内更具竞争力；更庞大的人口则形成更深的人才库和科研基础；大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较低，因而在经济上更具韧性；同时，它们也能够维持规模更大的军事力量。

  历史上，小国往往依靠先发优势，在大国的默许或忽视之下崛起。18世纪与19世纪，英国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得以称霸全球。但这种主导地位并未持续太久。德国和美国——部分受益于英国工业技术的扩散——实现了比这座位于欧洲西北角小岛更大的规模。

  从1870年至1910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减少了一半，而美国与德国则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英国的钢铁产量虽然翻了一番，达到650万吨，但德国增长了五倍至1200万吨，美国则增长六倍，达到2300万吨。德国与美国借助更大的国内市场、资源基础与人才储备，在多个关键产业中取代了英国，拉低边际成本，获得经济优势，而这种经济优势又转化为更大的军事与技术优势。这些趋势最终促成了英国的去工业化及其逐步衰落。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通过铁路建设和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快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相比之下，英国虽然依然是全球贸易和工业中心，但经济稳步的增长开始趋于平缓。图源：Financial Times

  英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们对这一问题是有所察觉的。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中，对“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国家”的兴起表示担忧，并指出随技术的扩散，“俄罗斯与美国将超越现在所谓的大国，正如16世纪的大国超越了佛罗伦萨。”

  在大英帝国尚未崩溃之前，他便已担心英国会被降格为“一个纯粹的欧洲强国”，如同西班牙一样。西利并非唯一提出应通过“大英帝国”整合——也就是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帝国属地建立更紧密联系——来追求规模和效率的人。但这些努力启动缓慢、推进不力，最终也未能成功。最终，这些殖民地各自分道扬镳，而英国始终未能真正的完成“规模”。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实力更强大的盟友——美国，它具备规模优势，有能力协助赢得战争。这种规模的威慑对手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大战爆发前，希特勒曾观察到：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如此庞大的力量因子，它足以颠覆以往的国家力量格局。”

  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则预测日本军队“在战争最初六个月或一年内可以肆意妄为，但之后我绝对没信心”，原因正是美国的制造能力。意大利外交部长同样承认，一场持久战对美国有利。轴心国都害怕美国的工业能力。他们清楚，“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如今，这种令人胆寒的规模与能力，属于中国。美国的战略制定者必须直面这样的风险：美国可能会陷入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同的境地。英国的经验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警示：它试图整合帝国的努力开始得太晚、力度也不够。但美国今日仍有成功的机会，只要它能以全新方式调动盟友与伙伴的规模优势。

  成功的起点必须是准确的自我评估。近年来，《外交事务》刊登了大量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仍拥有清晰而持久的优势——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指出，“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正在萎缩”，“当前趋势正在巩固一个单极世界”。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与本·瓦格尔（Ben Vagle）宣称，“美国仍拥有决定性的、持久的优势”，这种优势将在冲突中赋予其显著的经济杠杆。 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和哈斯（Ryan Hass）则总结道，“美国在经济活力、全球影响力与技术创新方面，仍然优于中国”。

  然而，预测大国的兴衰始终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信息常常不足，分析容易带有偏见，现实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更关键的是，很难厘清哪些指标才是真正重要的、又在哪个时间尺度上发挥作用。美国战略界在判断日本与苏联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摇摆不定。这种评估上的弱点，如今在中美之间的判断上再次显现。

  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生产力停滞、房地产市场风险上升、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不顺。然而，即使面临这些宏观经济难题，也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会在战略上处于劣势。

  两个事实可以同时成立：一方面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它在战略上的威胁正在增强。而且，北京完全可能在未来几年重回理性决策轨道，逐步应对这些挑战。若过分强调中国的弱点，就可能低估它在那些对大国竞争至关重要的指标和时间框架上所具备的规模与能力。

  例如，许多人如今将“美国经济总量将继续超过中国”这一判断作为美国优势的有力证据，这与几年前的普遍预期相悖。但正如经济学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其对GDP比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

  汇率的波动会影响相对规模的判断，例如，人民币自三年前高点以来贬值了15%，这会让中国经济看起来缩水了15%，但其产出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若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尽管并不完美），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在十年前就已超过美国，如 今约为30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4万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大出25%。这种购买力调整方法，更准确地反映了国家实力的实际构成因素，如基础设施投资、武器系统、制造产品与政府人力资源支出——这些恰恰是维持长期战略优势的关键。

  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的零售总额实际上已经比美国高出约60%。图源：新华社

  以这一方法衡量，如果单独考察商品而非服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美国的三倍——这一优势在军事和技术竞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其制造能力超过了排在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二十年里，其全球制造业份额增长了五倍，达到30%，而美国的份额则缩减了一半，降至约15%；联合国估计，到2030年，这一失衡将扩大到45%对11%。中国在许多传统产业中居于领头羊——其水泥产量是美国的20倍，钢铁是13倍，汽车是3倍，电力是2倍——而且它在慢慢的变多的高端领域中也开始占据主导。

  尽管在生物技术和航空领域尚在追赶——这些是美国的传统强项——但中国凭借“中国制造2025”等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已经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中国如今生产了全球近一半的化工产 品和船舶，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动汽车，超过四分之三的电池，80%的消费级无人机，以及90%的太阳能电池板与关键精炼稀土矿物。为了确认和保证并扩大其主导地位，北京还在持续推进相应部署：中国负责了全球一半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是美国的七倍），并且在商业化第四代核能技术方面领先全球至少十年，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内建造100座以上反应堆。上一次有大国如此全面主导全球制造业，还是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美国。

  今年一季度，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接近1万亿元。其中，出口工业机器人增长67.4%。图源：新华社

  美国的观察家往往低估了中国的创新能力，错误地以为它只是简单地复制和再现西方的发明。事实上，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曾经的崛起路径一样，中国的制造能力为其创新优势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投资同样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对科研的投入如今已可与美国比肩。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则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储备和规模优势。根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一份最新报告，在未来十大战略产业中，中国在其中六个领域处于全球前沿，甚至领先。

  中国在工业和创新领域的这些实力，可以每时每刻转化为军事能力。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顶级规模的海军，未来五年内还将增加65艘舰艇，总规模将比美军大出约50%——达到约435艘，而美军约为300艘。中国快速提升了舰艇的打击能 力，其垂直发射系统单元的数量十年前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2027年时有可能超越美军。

  尽管在航空领域仍落后于美国，但中国已经突破了长期以来的技术瓶颈，实现了喷气发动机的国产化，并正在迅速缩小产能差距，如今每年可生产超过100架第四代战斗机。在大多数导弹技术领域，中国可能是全球领先者：其拥有世界上首款反舰弹道导弹，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令人惊叹，常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库存居全球首位。并且，在慢慢的变多的军事前沿领域，从量子通信到高超音速技术，中国已领先于任何竞争对手。这些优势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即使中国经济停滞，这些优势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这些挑战的战略意义往往被夸大。例如，人口结构问题虽在长期内将构成重大难题，但在与美国竞争的中期时间尺度内——即更为相关的时期——仍属可控。由于时代婴儿潮一代的孙辈正陆续进入劳动市场，中国出现了一种“代际回声”的现象，这使得尽管整体人口老龄化，15岁以下人口的总数在2010年与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反而增加了超过三千万，同时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国的抚养比（即劳动人口与儿童及老年人口的比例）直到2050年仍将低于日本当前的水平。而中国在教育、工业机器人以及具备“实体智能”的人工智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也将有利于其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债务水平同样值得分析。虽然中国的居民、企业与政府债务总额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0%，创下历史上最新的记录，但其他大国——包括印度、日本、英国与美国——也存在类似的债务水平。在某些情况下，一项在某方面看似是弱点的指标，实际上却体现了另一种战略优势。

  例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无疑拖累了经济稳步的增长，但北京正将从这一领域抽离的信贷重新投入到产业政策当中，从而提升了中国的竞争力。同样，美国企业虽然继续占据更多的利润份额，也主导着市值排名，但中国企业则往往追求不同的目标，它们愿意通过亏损来获取市场占有率、挤压竞争对手出局。尽管面临短期挑战，但中国仍在进行着一场长线博弈。

  即便中国的弱点比目前预期的更为严重，它在大国竞争中关键指标上的实力，也仍将远超以往任何一个美国的对手。华盛顿过去可能高估过德国、日本和苏联，但中国是第一个单靠体量就超越美国的对手，同时它在多个关键战略领域中也占据了领头羊。无论中国是否停滞，它都将比以往任何挑战者更为强大。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美国的“衰落论”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它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警告确实有其道理；大国的衰落往往始于对自身状况的错误认知。但正如政治 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苏联解体前于本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忧虑衰落本身也有几率会成为驱动复兴的力量。真正的风险并非“衰落论”，而是自满情绪——它会让国家缺乏战略上的决心，并无法引发起应对中国挑战所必需的集体行动。事实上，美国——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反而更可能高估自身的单边能力，低估中国的反 制能力。

  对于华盛顿而言，任何严肃的长期竞争战略都必须围绕三个基本现实展开：第一，规模至关重要；第二，中国的规模前所未有，美国历史上从未面对过如此庞大的对手，而且中国自身的问题不会在任何一个相关的时间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第三，唯一可行的路径是采取一种全新的联盟方式，让美国自身也能拥有匹敌的规模。

  总的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如今对盟友和伙伴的依赖程度远超以往。它们不再是前沿驻军的诱饵、遥远的保护对象、附庸或象征性的“地位标志”，而是美国实现大国竞争所需“规模能力”的实际提供者。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联盟首次不再是为了“投射”力量，而是为了“维持”力量。

  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在总实力上远胜苏联。如今，略微扩大配置的民主国家联盟也将远超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美国以及欧盟加起来的经济总量为60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为18万亿美元，前者以市场汇率计算是后者的三倍多，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是其两倍以上。这一联盟大约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一半（中国约占三分之一），在活跃专利与高被引学术论文数量方面也远超中国。在国防开支方面，这一联盟每年支出约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左右；它还将取代中国，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当前中国是全球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正寻找可能替代美制武器装备的购买方案，原因是加拿大在安全方面过于依赖美国。图源：新华社

  在绝对意义上，这一由民主国家与市场经济体构成的联盟，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都具有超越中国的规模优势。但如果这一力量未能实现协调，它所拥有的优势将仍是“理论上的”。因此，释放这一联盟的潜力，应成为21世纪美国治国战略的核心任务。这一目标无法靠延续传统的联盟政策实现。

  美国应从其长期建立的双边盟约（例如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多边机制（如北约），以及较新的合作平台（如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AUKUS防务科技协议）与非正式机制（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出发。但任务不仅是庆祝这些框架的存在，或扩大其成员范围，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为跨多个领域的“能力型治国方略”的支柱。

  这些联盟关系过去过于依赖一种设定：即美国负责提供安全保障，而其他几个国家仅提供政治支持，或在最好的情况下提供一些“专长能力”。这种安排总体上以“安全”为中心，着重于威慑、部署与安抚，但在经济协调、产业整合和技术合作方面仍属次要与初步阶段。这一传统模式根本没办法应对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体系性挑战的对手，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时代要求。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处理联盟与伙伴关系上的方式受到战略惯性与结构等级制的共同影响。如今，美国必须将其联盟转变为一个可以在所有关键领域——不单单是军事——生成共享能力的平台。实现这一转型，需要美国与伙伴之间在协调性与相互依赖性上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感到不适。

  就军事力量而言，建设规模要求能力必须双向流动，包括对美国防务产业中薄弱环节的投资，以及对那些历史上未曾获得先进的技术的盟友更加慷慨地提供美国的尖端军事技术。

  在经济领域，实现规模意味着要对中国的过剩产能构筑起共享的关税与监管壁垒，同时建立协调产业政策与整合联盟市场占有率的新机制。

  在科技领域，挑战同样在于构建统一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与科研保护机制，以防止技术流向中国，同时推动联合投资。

  这些步骤标志着一个区别——即从“在原则上结盟”的联盟，迈向“在实践中融合”的联盟。这一转变——将共享能力作为战略基础——将使美国及其伙伴具备在规模与速度上与中国一较高下的能力。

  拜登政府曾利用现有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搭建起一个“网状结构”（latticework），旨在更好地分散兵力部署、提升盟国防务支出，并启动AUKUS等新的安全安排，同时提升“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地位。这些努力值得延续，但下一步应是彻底改造防务工业合作机制。

  乌克兰战争提供了清晰的教训：美国自身难以具备足够的能力来独自支撑一场与中国的长期冲突。尽管来自无人系统等新兴企业的创新令人鼓舞，但真正的“规模”，特别是在传统武器系统方面，一定要通过与盟友的联合生产和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来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主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已不太可能重现。取而代之的，应是历史学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所称的“民主国家兵工体系”（Arsenal of Democracies）：一个以联合生产、共享创新和整合供应链为基础的网络化防务工业体系。

  这意味着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格局。在过去，美国主要向其他几个国家“单向输出”能力。而如今，为实现规模，必须实现“双向流动”，包括盟友在美国本土的投资与制造。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例如让日本维修美国驱逐舰，尽管规模尚小，但展现出合作的可能性。

  更具雄心的措施可能包括：与日本和韩国的造船企业组织合资项目（它们的生产效率是美国企业的两到三倍）；促成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企业合作；或吸引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传统微电子产品。然而，过时的监管与政治障碍经常阻碍美国从盟友能力中获益，而这必须由国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协调予以解决。

  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能力也必须向盟友外流。拜登政府时期推动的AUKUS协议，以及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的举措，是迈出的正确一步。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突破官僚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同盟”，即国务院担心技术扩散、国防部担忧技术优势流失。这种恐惧必须被克服。快速分享技术，是确保澳大利亚建成核潜艇舰队、亚洲盟国拥有足够反舰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台湾地区具备足够的威慑能力，以及印度能将其安达曼群岛打造成北京无法忽视的要塞关键。

  在实践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协调出口管制法律、统一采购标准，并在从半导体到光学设备等关键环节协调投资。盟友之间也可以互相转移能力，不论是在同一区域，还是跨区域。虽然这方面已有初步进展，但潜力远未被挖掘。比如，韩国的武器装备能帮助欧洲实现重新武装与再工业化；法国的核技术可以支持印度的潜艇项目；挪威和瑞典的导弹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保护其海域。要实现能力整合，就必须超越传统联盟思维，由美国牵头推动跨联盟的集体行动。

  更紧密的一体化还要求更多的责任共担——甚至是责任转移。盟友和伙伴在加强跨区域联通的同时，也必须在本地区的威慑任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欧洲国家要在欧洲承担更多责任，亚洲国家要在亚洲承担更多责任。

  这可以通过强化像“四方安全对话”或“美日韩三边关系”这样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实现。但华盛顿同时也需要与盟友加强实战层面的协调——通过现代化的联合指挥与控制管理系统、对互操作性的投资、以及更高级别的联合军演。例如，可以从与盟友组建地面防空和反舰导弹联合作战单位开始，用于印太地区危机中的应对，未来再延伸至更复杂的空军与海军编队。

  美国还应通过给予盟友更大参与权，来强化延伸威慑，包括在核指挥与控制方面给予更多发言权，以及借鉴冷战时期对欧洲盟国所采取的“核共享”安排，推动类似机制。

  在全球层面，美国可以推动新版“关岛原则”（Guam Doctrine）——这是尼克松总统在越战后提出的一项战略，主张将责任更多地下放给地区伙伴。新版的原则将赋予地区国家更多主导权——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所说，成为本地区的“副警长”：如澳大利亚主导太平洋岛国事务，印度主导南亚，越南主导中南半岛事务，尼日利亚主导非洲事务。在实践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一个南亚国家面临挑战时，美国应当听取印度的判断，决定如何维护地区稳定、对抗中国影响，而非推动自身偏好的方案。

  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竞争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包括与欧盟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启动“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U.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协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等。然而，要真正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并保持技术领先，美国一定要采取比以往更具雄心的行动，超越其传统所愿采取的范畴。

  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成立于2021年，旨在加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中国的非市场行为及其庞大体量，已经让世界贸易组织失效，现如今更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构成了根本性威胁。如果试图单独应对这一挑战，结果注定失败：即使美国成功保护了自身市场，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国依然能够将美国企业挤出盟国市场，这一些企业就难以获得保持竞争力所需的市场规模。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共同找到规模”，通过一道防御性的护栏共同抵御中国出口的冲击。

  建设一个受保护的共同市场，可以从对中国商品实施协调性关税开始。但由于关税容易被规避，更可行的方式可能是采取协调一致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工具（拜登政府曾用类似工具限制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这类监管措施更容易且更迅速地与伙伴国家协调推行。

  另一个可用的工具是“优先多边主义”（preferential plurilateralism）——即在盟友和伙伴之间选择性地开放市场，同时对中国商品设立更高的进入门槛。这一做法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到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都表示认同。这种方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借鉴了二战后初期的贸易体系——当时西方国家为自由世界成员提供了优先待遇，以区别于。如果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时代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与盟友达成具体行业领域的协议，将成为整合市场、规避政治阻力的重要路径。

  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工具同样有助于推进合作。例如，可设立一个新的“国际产业投资银行”，为战略性行业中的公司可以提供贷款，帮助它们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特别是在医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此外，协调努力以消除盟友和伙伴之间投资的障碍，也是一种可行路径，例如，取消对盟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已在对美工业投资方面投入巨大（在拜登政府任内已超过3000亿美元，且在特朗普回归后仍在增长）。

  尽管人们常常将欧洲描绘为经济停滞不前的地区，但事实上，欧洲在钢铁、汽车、船舶和民用航空方面的产量超过美国，其全球制造业占比更高，制造业就业人口是美国的三倍。与此同时，通过加强科学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包括加深科研合作、促进人员交流和制定统一的科研保护机制——能保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技术上具备与中国抗衡的规模。

  共同的市场占有率也将带来战略杠杆。一项集体经济防御框架——类似于“北约第五条”（即共同防御条款）的“经济版第五条”——早就该出台了，用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这种机制一旦建立，当成员国中任何一方遭遇北京的经济打压时，将会触发协调一致的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应对措施。这种制度不仅可增强抵抗能力，也可成为军事威慑的延伸平台。

  特朗普对美国盟友发出了尖锐的抉择与赤裸裸的威胁。能够理解的是，许多国家如今可能不愿意在短期内再次将自己与华盛顿进一步捆绑。那些历经数代人建立起来的信任，非常容易被迅速破坏。

  大国常常高估自己对他国的影响力。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未料到，他在联邦内部推动的区域自治改革最终会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而特朗普政府或许也未曾预料到，它对盟友的羞辱与施压会引发类似的“戈尔巴乔夫时刻”。

  事实上，一些美国的关键盟友已经在考虑向华盛顿“宣布独立”——包括发展核武器、建立新的区域集团、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一些国家甚至因国内对美压力反弹而考虑与中国更进一步，即使这可能严重损害其产业或国家安全。美国正面临一个将“自由世界”撕裂的风险，同时也可能错失达成规模优势的最佳途径。

  然而，正当华盛顿有意无意地背离其盟友时，中国却在积极打造属于自身个人的阵营。在反西方情绪和各自狭隘利益的驱动下，中国、伊朗、朝鲜与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威权联盟”。中国帮助俄罗斯恢复其国防工业基础，协助伊朗向俄方提供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并默许朝鲜向欧洲派遣作战部队。这四个政权还在共同削弱美国的制裁体系，并开展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联合军演。这一统一战线，必须以统一战略予以应对。

  当一些美国战略人士鼓吹通过所谓“逆基辛格战略”（reverse Kissinger）拉拢俄罗斯、制造中国与其伙伴间的分裂时，北京也在有计划地利用西方联盟内部的裂缝，尤其是在美欧之间。现在的风险是：华盛顿可能最终与欧洲分道扬镳，而中国却与俄罗斯愈发紧密。如果说中国近年来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曾无意中帮了美国一把，那么如今美国本身也在陷入“外交好斗主义”，无端为中国制造“体面与理性”的扮演空间。与其幻想与敌对大国开展合作，不如专注于稳固与那些即使在北京眼中也被视为美国最大优势的盟友与伙伴之间的合作。

  如果美国不去与他国共建规模，反而退守西半球，拆解自己的同盟网络，那么21世纪的竞争将很有几率会成为中国轻松取胜的战局。美国将如同昔日的英国，被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的大国所压制。未来世界将不再是单极世界，而是多极格局，但中国将是其中最强者，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所有其他强国的总和。届时，美国将变得更弱、更穷、影响力更小——而中国将成为制定国际规则的力量中心。

  尽管如今一种“低估中国、夸大美国”的共识正迅速形成，但这种思维与过去反复出现的误判如出一辙。对美国自身轨迹的过度乐观，反而可能助长一种“单边主义”的倾向——它在隐含上，甚至越来越公开地认为美国的盟友与伙伴要么可有可无、要么价值被高估，而实际上，这些国家恰恰是美国面对强大对手时达成规模的唯一路径。

  成功需要比拜登政府此前的“亲盟友政策”走得更远、更有雄心，同时也必须彻底摒弃特朗普时代那种“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思维。

  这种承诺不仅是一项政策选择，更是展现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真实能力的信号。中国高度关注美国实力的国际感知，而这种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国对华盛顿整合盟友与伙伴能力的判断——即便在北京看来，那正是美国最强的优势。因此，最有效的美国战略——也是近年来最令北京感到不安的战略——应当是与这些国家共同构建新的、持久的、强大的“联合能力”。在当前形势下，一项持久的、跨党派的、以升级联盟网络与战略合作为核心的承诺，是美国在面对迄今为止最强劲对手时，找到规模路径的最佳方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暴跌54.7%！网传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仅89万对，一座百万人口城市，只有582对新人！

  中国2025年一季度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5%，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8%

  胡金秋绝平超时！青岛险胜2-1广厦夺赛点 韦瑟斯庞30+9孙铭徽17分

  ESG Weekly 前高通高管任小米芯片平台部负责人；2024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超4亿吨